萊因哈德·艾默理希（章靜繪）萊因哈德·艾默理希（Reinhard Emmerich）教授是德國漢學界的著名學者，長年精研中國漢唐之際的思想家，論域兼及先秦儒家、漢初黃老、隋唐佛教乃至于傳統(tǒng)中國的酷刑、家族、國家統(tǒng)治等，曾主編出版《中國文學史》（Chine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Verlag，2004）。他長期擔任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系暨東亞研究所主任，曾兼任日本京都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并被遴選為德國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科學院人文與藝術部院士。2022年9月底，艾默理希教授從明斯特大學榮休。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趙晶對他進行書面采訪，請他回顧數十年研習漢學的歷程。訪談稿由趙晶從德文編譯成中文，并由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系暨東亞研究所于宏博士審校。您自1975年入學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以來，與漢學、中國結緣已近半個世紀。為什么會對中國感興趣呢？當時海德堡的漢學課程包括哪些內容？您又是如何學習漢語的？

艾默理希：主要因為我自己的個性：作為一名學生，尤其是高中生，我的興趣點往往落在老師們不想讓我關心的問題上，而非我“應該”措意的地方。因此，如伊林·費切爾（Iring Fetscher）所撰《從馬克思到蘇聯(lián)的意識形態(tài)：關于蘇聯(lián)、南斯拉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闡述、批判與史料》（Von Marx zur Sowjetideologie: Darstellung, Kritik und Dokumentation des sowjetischen, jugoslawischen und chinesischen Marxismus）等課外讀物開拓了我的視野，經常出現在高中課堂的課桌底下。而在我服兵役時，鮑吾剛（Wolfgang Bauer，1930-1997）的名著《中國人的幸福觀》（1971年）出現了，沒有什么年輕人能夠不被它吸引。幸運的是，我的這個興趣一直持續(xù)到現在。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海德堡的課程針對的是古代中國，主要采用的教科書是哈羅德·謝迪克（Harold Shadick, 1902-1993）選文嚴謹、周詳的三卷本《文言文入門》（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1968年）。

海德堡的德博（Günther Debon，1921-2005）以翻譯《道德經》以及中國古典詩詞而著名，他對您有影響嗎？據說他對中國的興趣源于在英國戰(zhàn)俘營與漢學的接觸，是這樣嗎？

艾默理希：在我眼中，德博是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少數幾位能夠稱得上“紳士”的人。他舉止優(yōu)雅，哪怕是對學醫(yī)的年輕博士生，他也會尊稱她為“大夫”；他與學生保持一定的距離，對于那些與他違異的學生，則讓其教學助理負責輔導。他極為低調謹慎，從不將私人的事情透露給學生，尤其是他十八歲應征入伍的早年經歷、戰(zhàn)爭體驗。至于他對中國的興趣始于英國戰(zhàn)俘營，并在那里遇到了杰出的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這些都是傳聞而已。作為學生，我傾向于相信并且可以確定的是，在他作為戰(zhàn)俘時，科隆的藝術史學者史拜斯（Werner Speiser，1908-1965）向他介紹了東亞。

由于他的個性、舉止以及興趣，德博在1970年代似乎就有些跟不上時代了，其繼任者、與他一樣口才出眾、極富魅力的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1941-2019）認為，他將一個坐落于城堡腳下、極富田園風光的海德堡漢學系提升為享譽世界的教學研究機構。這個機構自然懂得如何向德博致敬，繼任者紀安諾（Enno Giele，1967-）在德博百歲誕辰的紀念上已有過恰如其分的表示。

我個人則堅信，這位天才的翻譯家、了不起的德國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鑒賞家、筆名為Ernst Fabian的神秘詩人，將永遠躋身德國漢學巨擘以及那個時代與世無爭的個人主義者之列。我也希望，他的人生自白能被大家有感情地吟誦一下：“大概八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觸詩歌，知道它將伴隨我的余生。有時候，它是能夠最終保留下來的財富之一，因為它被藏在腦海中?！边@引自其遺著《詩的特質》（Qualit?ten des Verses）的序言，其中敘述了他在二戰(zhàn)時的歲月。

您何時留學北京？對當時北京的印象如何？2014年10月，您在闊別北京三十余年后再次踏上這片土地，對中國的印象有無改變？

艾默理希：我在北京語言學院留學。當時一則年輕，才讀大學第五學期，二則基本沒在海德堡學過現代漢語，所以語言能力極其有限，幾乎無法應付學習以外的事情。那是1977-1978學年，并非我人生當中最安逸的階段，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也是如此：誰能預料毛澤東、周恩來逝世之后國家將走向何方？對未來抱持懷疑、謹慎對待陌生事物，這似乎是普遍的生活態(tài)度。二十三四歲的我感受到了那種壓抑，所以只在北京待了一年，并決定今后的研究不會聚焦于現代中國，這個選擇是我下意識的決定。

之后，中國經歷的變化被世人一再提及。就個人而言，沒能在2014年以前再訪中國，我始終深感遺憾?；厥浊皦m，真希望自己能夠親眼見證這些發(fā)展。

2014年10月8日，艾默理希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校區(qū)科研樓B209主講“德國有關前近代中國的研究”。前排就坐者，從左至右分別是徐世虹教授、艾默理希夫人、艾默理希教授、充當現場翻譯的金晶講師（當時供職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艾默理希夫人身后站立者是采訪人趙晶。1979年，您入學漢堡大學，那里有德國最早的漢學系，名家輩出，當時在任的教授有拉爾（Jutta Rall-Niu，1929-2006）、畢少夫（Friedrich A. Bischoff，1928-2009）、司徒漢（Hans Stumpfeldt，1941-2018），分別研究醫(yī)學史、文學、思想史。您選擇漢堡的原因是什么？艾默理希：我一直成長在一個淳樸的環(huán)境中，與家鄉(xiāng)以外的世界第一次親密接觸，就是在北京的那個學年。在那里的學習過程中，我萌生了擴大視野的愿望。選擇漢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漢學領域的名氣，包括一些如雷貫耳的人物，如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劉茂才（Liu Mau-Tsai，1914-2007）。事實上，1978年下半年，在我了解到這個漢學系時，它已然式微，因為傅吾康已經退休，劉茂才行將退休，他們都后繼乏人。不過，我仍然決定留在那里，更加發(fā)奮自學。這個決定成就了我。

您曾合作主編司徒漢六十五歲賀壽文集（Friedrich Michael, van Ess Hans, Emmerich Reinhard [Hrsg.]. Han-Zeit: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umpfeldt aus Anla? seines 65. Geburtstag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6），并撰寫關于他的回憶文章（"Hans Stumpfeldt [1941-2018] in memoriam", Oriens extremus, 2018-2019 [57]，2020），由此看來，您應該受他影響最深吧？能談談對他的印象嗎？

艾默理希：1979年，我被司徒漢招至漢堡，學生生涯因此出現了決定性的轉向：他是一位“工作狂”，興趣極為廣泛且頭腦敏銳，不滿足于接受既往成說；他采用的是啟發(fā)式的教學方法，而在此之前，我從未有過類似體驗；在讀博期間，我有幸與他共事無數個日夜，這對我產生了長久的影響；而在我擔任助手期間，他給了我所有能夠想到的自由。

在漢堡，另一位漢學教授在許多方面與司徒漢有別，他就是你提到的畢少夫。無論是在個人行為上，還是在教學中，這位奧地利外交官的哲嗣都會流露出世界主義的傾向，再配上他那倍加犀利的諷刺，以及孜孜不倦地追求不同尋常、無所顧忌的解釋。此后我未再遇到過這種真正的自由思想家。

您最早發(fā)表的學術著作是與愛伯斯坦（Bernd Eberstein，1942-）等合譯的康有為《上今上皇帝書》。傅吾康的博士論文就是康有為與維新變法。當時譯注此篇的考慮為何？

艾默理希：這是愛伯斯坦決定的。在我看來，在前述傅吾康、劉茂才退休后的轉型期間，愛伯斯坦為維持漢堡漢學系、維系學生群體做出了值得稱贊的貢獻。

當時兩德分立，顧彬（Wolfgang Kubin，1945-）在一次訪談時稱，聯(lián)邦德國受1968年運動的影響，漢學家普遍不重視母語，而民主德國的漢學家則重視德文的表達與修辭（《中國對于西方的意義——談第61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中華讀書報·國際文化》第276期，2009年12月2日）。您對此有何看法？

艾默理希：顧彬喜歡作驚人之談。如果他說的是，那些學者在使用非母語表達時，思想有平庸之虞，那么我可以表示贊同；如果他說的是，科學的寫作可能、也確實應該追求文雅的表述，那么我也同意。

您在碩士階段的研究主題是什么？1987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以李翱為主題，為什么會選擇這一人物作為研究對象？您于1988至1994年間在漢堡大學擔任研究助手，主要是撰寫教授資格論文嗎？當時研究賈誼，后來又研究王充，為何會從唐代轉向漢代？

艾默理希：選擇研究主題，既有偶然因素，也是對學術體制的一種妥協(xié)。鉆研李翱是與司徒漢討論的結果，碩士論文的選題也是如此。不過，碩士論文是在1981年的暑假倉促完成的，當時為了拿到一筆讀博的獎學金。至于我在寫完博士論文后選擇離開唐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避免因研究領域過窄而無法在德國的大學謀得一個教職。哪怕是現在，類似的不成文規(guī)矩依然存在。

艾默理希教授主編《中國文學史》書影1985至1988年間，您前往日本京都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留學，當時的接待教授分別是誰？艾默理希：此生最大的際遇之一，就是著名考古學者林巳奈夫（1925-2006）欣然接受我這個素不相識的博士生，讓我有機會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訪學。這讓我有幸了解到共同研究班和整個研究所的文化：讓所有成員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對我而言，這簡直就是人間天堂，若干年后我又意識到，對于像我這種性格的人來說，教師與學生的交流是多么重要。1985-1987年在京都的經歷還有更加重要意義，那就是在此期間結識了一些較為年輕的漢學家。在我任職明斯特的這些年，這些友誼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互相之間的密切合作已不再局限于我個人。就我個人而言，與冨谷至（1952-）的相識是十分關鍵的，他是我相知多年的親密友人。

2014年3月23-25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與明斯特大學漢學系在京都合辦“Crime and Morality in East Asia”研討會。圖中從左至右，分別是永田知之準教授、冨谷至教授、艾默理希教授。留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與第一次留學日本一樣，也很偶然：我曾讀到鮑則岳（William G. Boltz，1943-）的一篇論文，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寫信給他，得到了他的邀請。而當自己有機會師從鮑則岳以及享有盛譽的司禮義（Paul L-M Serruys，1912-1999）、康達維（David Knechtges，1942-）時，我逐漸了解到西雅圖的漢學研究有多么出色?？偟膩碚f，鮑則岳在1988年的接待訪問可能對后來的德國漢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因為他此后數次訪問德國的大學，尤其是明斯特、漢堡，以及柏林的馬普科學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與不同研究者多所交流。劉子健（James T. C. Liu，1919-1993）曾在《國際提倡宋史的“史話”》中回憶到，1971年在德國的費爾達芬召開宋史會議，參加者有德國、美國、日本的學者，會后編輯論文集，主編不愿意接受日本前輩的論文（轉引自宋晞：《劉子健先生提倡國際間研究宋史的貢獻》，《宋史座談會成立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宋史座談會刊印，1994年，24頁）。當時德國漢學界對日本學界的態(tài)度如何？

艾默理希：1971年的漢學界并不在我的經驗范圍內，我無法回答這個方面的問題。不過，我很難想象那時的德國或歐洲漢學家對日本學者會有本質上的蔑視。作為一個學生，我總是聽到對日本漢學的最高評價，尤其是對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學者。當中國與西方世界處于隔絕狀態(tài)時，那里就是德國、歐洲漢學家首選的留學地。

您遍訪中國、日本、美國，與相關學人皆有往來，在您看來，不同國家在相關領域的教學方式與研究路徑各有何特色？

艾默理希：對此，我不想、也不能一概而論，以下擬指出四點：第一，中國學者在處理古代的寫本史料時，他們最終面對的還是自己的母語，因此不是非得進行翻譯。他們寓目的史料遠多于歐洲學者，而且在解讀這些史料時，他們也比歐洲學者更注重細節(jié)。第二，歐洲的漢學家說到底還是站在比較的立場上，無論他們是否學過漢學以外的其他科目。第三，中國學者常常只檢討漢語成果，包括用漢語撰就的和譯成漢語的。歐洲與美國的漢學家則會努力搜羅不同語種的專業(yè)研究，雖然一個可見的趨勢是，美國的漢學家在漢語、日語研究之外，也只參考英語文獻。第四，在大學的日常教學中，相比于中國、日本的同行，德國漢學家的工作范圍通常會更廣泛，在某種程度上，也勝于美國同行。因為學生的興趣極泛，教職人員的數量又極為有限，而且學生在進入大學時，是在毫無或僅有一點相關知識的情況下投身中國研究的。

1997年起，您接替榮休的翁有禮（Ulrich Unger，1930-2006），入職明斯特大學漢學系。夏含夷在《西觀漢記——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中專門為翁有禮寫有小傳，把他歸入“西方漢學金石研究”脈絡之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從未到訪過中國，論著也限于內部分贈（而非公開出版），因此中文學界對他知之甚少，您在2019年主編出版了他的《古代漢語語法》（Grammatik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 Berlin: Cross Asia E-Publishing），能否再介紹下其人？

艾默理希：翁有禮一生并未去過中國，德博也是如此。對翁有禮而言（也許德博也是，但我無法確定），另一個要考慮的因素一定是，他感興趣的中國已成過去，接觸新的中國或許無益于他的學術研究。現在的年輕研究者可能無法理解這種態(tài)度，而且許多在中國有過經歷的老一輩漢學家也確實對此感到奇怪，不過我仍然認為，這種態(tài)度理應得到尊重。一名研究者對某一文化的古代階段感興趣，當他直面該文化的現代階段時，他會有什么收獲呢？根據典型的個案，對此加以探討，應該會是一個有趣的課題。也許最后的結論是，避免這種古、今比較會更好一些。

翁有禮著、艾默理希主編《古代漢語語法》書影明斯特大學漢學系成立于1962年，林懋（Tilemann Grimm，1922-2002）為首任教授。林懋師從傅吾康，與您都是漢堡出身。您能簡單介紹一下他與明斯特漢學的淵源嗎？艾默理希：是的，林懋在漢堡師從傅吾康，而且接續(xù)其學統(tǒng)，在明代研究上做出了影響卓著的貢獻。比起傅吾康，林懋因其父親在中國（北京和天津）行醫(yī)（耳鼻喉科和眼科），而在那里度過他的童年，其成長的家庭環(huán)境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那就是“被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品質所感動”（Nachruf auf Grimm in NOAG 173-174.2003, S.5），這些可能對他有更多的影響。1962年，他受聘為明斯特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不過僅僅在此執(zhí)教三年，就轉任1962年才成立的波鴻魯爾大學。如其訃告所言，在那里，他“醉心于背景更加廣泛的、跨學科的東亞研究所”（NOAG 173-174.2003, S.6），而且越來越將關注點轉向了現代中國。如前所述，林懋在明斯特的繼任者是一位與他在背景和興趣上截然不同的學者。

明斯特大學漢學系原本一直堅持“古典漢學”方向，但近年來整個德國漢學界的主導風向是專注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艾默理希：明斯特漢學的關注點依然是傳統(tǒng)中國。而且相較于以往，我的繼任者在研究與教學上所承擔的任務會更加側重傳統(tǒng)中國，這是因為這所大學想將漢學與其他學科更加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在我看來，這是大學管理層的一個明智決定，尤其是他們還決定另外設立一個教席，負責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研究與教學。你所提到的以及翁有禮教授所熱愛的“古典漢學”，在德國的大學中依然有相當的代表性，更遑論美國。只要我們能夠成功地激起年輕人對它的興趣，只要實用主義思想沒有在大學主事者那里占上風，那么就不會損及古典漢學的未來。當然，如果我們在大學里討論放棄研習傳統(tǒng)中國而轉向現代中國是否更加有用，那就很不幸了，那時我們都將失敗。洪堡曾提醒道：科學需要持續(xù)性，且有時毋需被拷問目的。

著名漢學家、法學家卡爾·賓格爾（Karl Bünger，1903-1997）留下了一部《唐律疏議》德譯本的手稿，現在由您負責整理。眾所周知，賓格爾因與納粹有關，所以在二戰(zhàn)后頗不得志（參見江玉林：《“守法”觀念下的唐律文化——與Karl Bünger〈唐代法律史料〉對話》，黃源盛主編《唐律與傳統(tǒng)法文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馬漢茂（Helmut Martin，1940-1999）在《德國的漢學研究史：歷史、問題與展望》中也提到“當年留在納粹德國的學者們的政治角色，也很值得我們注意”，并以無人撰寫漢學家顏復禮（Fritz J?ger，1886-1957）的傳記為例（馬漢茂等主編《德國漢學：歷史、發(fā)展、人物與視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28頁）。您對于這個話題有何看法？

艾默理希：是的，賓格爾與顏復禮都是納粹黨成員。就賓格爾來說，目前還是無法拿到與他相關的檔案，在這一方面也不能以訛傳訛。賓格爾似乎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納粹黨，1947/1948年從中國被遣返回德國后在遣返中心逗留數月。由此可以假設，這是他后來出任外交官的前提條件。我無法斷言他是否因此而不受歡迎，不過想引用一段早年間傅吾康在中國遇到賓格爾后對他充滿敬意的評價，來自傅吾康1941年5月1日寫給父母的信：“我也非常欣賞賓格爾，雖然他有些枯燥乏味，但性格安靜自然……他實事求是，有很好的判斷力。對中國事務的理解大概比我們大多數在中國的政府代表要多得多——尤其是政治方面——因此派他來這里非常受歡迎。他的特別之處在于，因為知識淵博而有自己的判斷，不需要將他人的東西據為己有?！保╓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Teil I, S. 138；以上漢譯，參考傅吾康著，歐陽甦譯：《為中國著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44頁）

至于顏復禮，他自1905年以后一直在慕尼黑和羅斯托克學習古典語言學。在1910年于漢堡跟隨福蘭閣學習漢學之前，他已獲得了博士學位（最高分）。福蘭閣對他頗多鼓勵，無論是在專業(yè)上，還是對其個人，都稱贊有加。在顏復禮就讀的一年后，福蘭閣就為他申請了助理的職位。顏復禮于1935年受聘為教授，接替其師福蘭閣，當時漢堡大學的校長對他是納粹黨員表示贊賞。1945年8月，英占區(qū)政府暫停了他的職務；1947年4月，他恢復原職，擔任全職教授以及中國語言與文化系主任；1947年6月，他的離職申請獲準；1955年1月，他獲得榮譽退休教授待遇。傅吾康曾評價道：“顏復禮本質上對政治毫無興趣，但很好說話，他經人說服，不但入了黨，還接受了一個教師委員會的領導職務，實際上他完全不適合后一項工作?！保╓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Teil II, S. 9；以上漢譯，參考傅吾康著，歐陽甦譯：《為中國著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197-198頁）

與納粹黨員相關，我們可以，也必須提及那些受命運眷顧、免于入黨的人。其中就有傅吾康，在戰(zhàn)爭年代以及二戰(zhàn)前后（1937-1950），他被允許留在中國，后來又接替了顏復禮的職位，后者雖是納粹黨員，但并無政治上的過錯。在其回憶錄中，傅吾康承認自己曾受德國軍事勝利的影響，于1941/1942年遞交了加入納粹黨的申請，但似乎在北京與柏林的通訊中丟失了，這份坦誠令人動容：“在各個前線的巨大軍事成功之后，看起來德國人可能贏得戰(zhàn)爭而納粹仍會執(zhí)政。那么，可以預見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如果不是黨員，不管能力和成績如何，就只能滿足于高校中一個下層的終身職位。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也勝任不了反抗斗爭。我和中德朋友們談及此事，他們多數人建議我入黨，特別是胡雋吟（1910-1988，她后來成為傅吾康的太太——艾默理希注）認為，這不是太原則性的事兒，僅僅是一個形式，只需從實用的角度來對待。”（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Teil I, S. 123；以上漢譯，參考傅吾康著，歐陽甦譯：《為中國著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129頁）

我想應該結束這個話題了?；蛟S某些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輕人應該捫心自問一下：當拷問祖先時，自己又能夠承受多少政治與社會壓力？無論如何，我在生活中也曾遇到過一些懦夫，他們只要有一丁點兒勇氣，就不會有那么大的名譽損失了。

部分德國漢學家似乎與法學有不解的淵源。除賓格爾外，如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1944）也曾學習法學，甚至獲得法學博士，他們都算是外交官。您覺得法學訓練是否讓他們的漢學研究別具特色？

艾默理希：我無法評估法學訓練對佛爾克的影響，但對賓格爾而言，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我看來，在二戰(zhàn)之后重塑德國漢學、風頭一時無兩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也是如此，他首先獲得的是法學博士（1937），之后才是漢學/哲學博士（1947）。我認同以下這種觀點：法學訓練能夠強化一種嚴謹提問的能力，這是超越法律本身的，就像學習拉丁文有益于文本理解一樣。最后，至少在德國，像佛爾克、賓格爾、傅海波等擁有法學學位的人，在人文領域都是通才，這也是從事外交職業(yè)的前提條件。即使是成果豐碩的漢學教授傅海波，也曾短期從事外交工作，1953-1954年間曾出任德國駐香港領事。

2019年7月27日傍晚，明斯特大學漢學系舉辦艾默理希教授六十五歲頌壽慶典。您在明斯特漢學系執(zhí)教二十五年，已經于去年秋天榮休。卸下沉重的教學任務后，或許更能悠游自在地研究學問。未來您還有什么研究計劃？艾默理希：我非常榮幸地接到邀請，在退休后重返海德堡，擔任了一學期的客座教授。幾十年前我在那里曾度過了初識漢學的一段時光，現在又體驗到了與明斯特漢學系有所不同的系內狀況。我想自己暫時還不會完全失去一直所享受的教學相長之樂。至于此后會如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篋笥之中充滿了已然動筆的未成稿，但我還是不斷地對新事物產生興趣。

另外，我還有兩個愿望：其一，保持身體健康與工作活力，以便見證中國的持續(xù)發(fā)展；其二，在我淡出學界后，中國政法大學與明斯特大學的友好關系能夠長期保持下去。

最后，衷心感謝您接受訪問，希望能夠不斷讀到您的最新作品，也歡迎您再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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